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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将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提高到64%

时间:2019-12-14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不详    作者:佚名 - 小 + 大

  原标题:从病人“走进来、抬出去”到“走进来、走出去”,复旦大学(中山医院)肝癌研究所将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由14%提高到64% 50年创造中国肝癌诊治“世界奇迹”

  50年来,复旦大学(中山医院)肝癌研究所取得了许多傲人成绩,已成为中国肝癌诊治领域数一数二的“领头羊”团队。 右图:樊嘉院士(右)手术中。(中山医院供图)  50年来,复旦大学(中山医院)肝癌研究所取得了许多傲人成绩,已成为中国肝癌诊治领域数一数二的“领头羊”团队。 右图:樊嘉院士(右)手术中。(中山医院供图)  复旦大学(中山医院)肝癌研究所成立50年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动人一幕:40位新生命超过“20岁”的肝癌病人和儿童齐唱《歌声与微笑》。 (中山医院供图)  复旦大学(中山医院)肝癌研究所成立50年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动人一幕:40位新生命超过“20岁”的肝癌病人和儿童齐唱《歌声与微笑》。 (中山医院供图)

  ■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

  通讯员 齐璐璐

  “28年前,医生说我只有三个月的生命,如今2019年了,我没有复发过。”来自贵州的马宏康忆起28年前乘坐两天两夜火车终于抵沪的那个寒夜,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他一心要去中山医院,而这里,真的点亮了他生命尽头的那道光。

  昨天,复旦大学(中山医院)肝癌研究所成立50年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动人一幕:40位新生命超过“20岁”的肝癌病人齐唱《歌声与微笑》,他们中,生存40年以上的有三个人,最长生存期高达48年,堪称“世界奇迹”。

  这首歌正是送给复旦大学(中山医院)肝癌研究所的“奇迹缔造者”们,50年岁月里,这群永不言败的医生孜孜以求、不懈创新,使肝癌术后累计五年生存率由上世纪60年代的14%提高到如今的64%,创造了肝癌治疗的“世界奇迹”。

  改写权威教科书,点亮生命尽头的那道光

  吕文艺是不幸的,也是幸运的。1992年,39岁的他接受了肝癌切除手术,主刀医生是肝研所的余业勤教授。2002年,他被查出有新病灶,在中山医院接受了肝移植,主刀医生正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。2015年,他再次出现转移病灶,周俭教授为他进行了手术。

  “我三次挣扎在死亡线上,中山医院肝研所的专家医生一次次把我救了回来!”如今,吕文艺与家人一起迎来了新生命的第27个年头。

  叶彦晋今年“26岁”了,1993年他在中山医院接受肝癌手术。◆下转第二版(上接第一版)他说,曾有“同病相怜”一说,但他们何其幸运,遇上中山医院,如今可以“同病相庆”。

  这周正值复旦大学(中山医院)肝癌研究所成立50年,肝癌肝移植术后病友从各地赶来,共赴“生日会”。看着这些患者,中山医院的医生们尤为感慨,尤其是9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。要知道,半个世纪前,权威教科书上写着“肝癌的病程是2-5个月”,短短数字,残酷无比——当时,一个人患了肝癌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。

  受命于国家重托,汤钊猷与同事们开始了“拓荒”,目标只有一个:征服肝癌。

  1969年,汤钊猷与我国著名肝外科专家余业勤、杨秉辉、周信达、林芷英等专家在中山医院成立“肿瘤小组”,这正是肝癌研究所的前身。

  当时送进医院的患者多为肝癌晚期,有没有办法早点发现肝癌?这个小组最初的主攻方向就是肝癌的早期发现、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,即“小肝癌研究”。历经十年攻关,他们在国际上最早系统提出“亚临床肝癌”概念。后来,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·珀波认为:“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。”由于取得较大社会效益,且明显提高了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,这项研究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

  对患者而言,无数人的命运被它改写了。1991年,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上,生存10年以上的30位肝癌病人现身大合唱,“震撼”了国内外专家。因为如此长的生命期,国际罕见,中国人做到了!

  医学上的一次次“拓荒”为患者赢得一次次生机

  继首次提出“亚临床肝癌”概念,使肝癌从“不可治”变成“部分可治”后,汤钊猷又在国际上首次建成“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”,并提出肝癌转移复发新理论,相关成果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

  一项项重磅成果的孕育,见证着这个“肿瘤小组”的成长:1988年,经卫生部批准,其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,下设肝癌内科、外科及实验室;2000年,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两校合并后,它更名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。

  令人侧目的是,这里始终没有“止于辉煌成就”。50年里,肝癌诊疗领域的无数个“第一”在这里诞生。新一代学科带头人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对肝癌肝移植、肝癌门静脉癌栓综合治疗等进行系统研究,创造了多项全国乃至世界“首例”。

  这包括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——“上海复旦标准”,牵头制定《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》;已上市的“7种微小核糖核酸肝癌检测试剂盒”、已签约转化的“全自动循环肿瘤细胞分选检测系统”,两者均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“首创”,突破了以往限制肝癌病人手术疗效的瓶颈。

  作为现任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,周俭教授则带领团队创新开展废弃肝活体移植等肝移植新技术,深化肝癌肝移植后复发转移防治等临床研究。

  医学上的一次次拓荒意味着患者的一次次生机。“50年前对病人来说就是六个字,‘走进来、抬出去’,现在,能用另外六个字概括——‘走进来、走出去’。”汤钊猷感慨道。今年是他从医第70年,回顾与癌魔抗争的大半个世纪,他总结了16字给后辈——“需求出发、质疑先导、精细实践、中国特色”。他将自己“严谨进取,放眼世界”的座右铭,改动了两个字寄语年轻医生:“严谨进取,走向世界”。

  肝癌还未被彻底征服,医路上的奔跑始终不息

  50年来,中山医院这支肝癌研究团队取得了许多傲人成绩,已成为中国肝癌诊治领域数一数二的“领头羊”团队。但在这里,医路上的奔跑始终不息。

  “原发性肝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病,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原发性肝癌发生在中国。”樊嘉说,前辈们历经几十年努力,将我国的肝癌预防、诊断、治疗、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带入国际领先水平,这为年轻医生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研究肝癌奠定了好的基础,搭建了好的平台,但由于肝癌的复杂性和高度的异质性,目前对肝癌的诊疗和认识还不全面,尤其是肝癌如何真正实现早期诊断,需要后人继续努力。

  “站在新的起点,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解读最新进展,积极探索新发现的临床问题,将这些问题带到研究中,更好、更快地解决它们,加强‘医研产’结合,不断提升肝癌的诊断率和治疗效果。”樊嘉说,要彻底征服肝癌,任务是艰巨的,路程是漫长的,但一定是充满希望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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